中國有一半的可能性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演講中如是說。這一論斷引發了各方關注，悲觀者認為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樂觀者認為中國可以順利闖過陷阱，更有甚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從世界經濟史經驗來看，每個國家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都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的確需要深層次的改革，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升級和轉型。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大規模的工業化是實現經濟脫胎換骨的關鍵所在，即便是美國也在金融危機之后提出制造業復興計劃，足以說明制造業對于一個國家的繁榮與穩定至關重要。
對中國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夯實制造業基礎，產業轉型與升級并非拋棄制造業，而是要將制造業做大做強。中國近期出臺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就是實現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強國跨越的關鍵一步，而這一轉型也將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舉措。
中等收入陷阱與產業危機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存在缺陷，但它的確描述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從根本上說，中等收入陷阱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既有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又沒有找到新的增長來源，因而可以說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產業危機。而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產業發展模式，在世界經濟的價值鏈上占據了上游位次。
按照世界銀行的最新標準，人均GDP處于1036美元～12615美元之間的國家被稱為中等收入國家，當然，這一劃分的標準過于絕對，在這個區間的國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事實上，很多國家陷入了“貧困陷阱”，根本無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
在世界經濟史上，高速增長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取決于其工業化進程。當今世界整體依然處于工業化時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工業化，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實現工業化的轉型。
在一個國家開始工業化的時候，其資本、技術、管理甚至市場需求都是匱乏的，只有勞動力、土地相對富裕。因此，這些國家必須從低端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開始“追趕工業化”。只有把過剩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工廠，才能打破“貧困陷阱”的束縛。由于勞動力的供給近乎無限，因此，勞動力價格并不是由勞動生產率決定的。不可否認，一個工人的生產效率要比一個農民高，而正是因為生產效率提高，國民財富才會有持續的高速增長。可以說，工業化是走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起跳板。
每個國家工業化的初始階段都要受制于本國的資源稟賦、政府模式，經過一段時間的追趕之后，既有的工業化模式就會固定下來。在工業化進程中受益的部門或者集團的利益就會嵌入到國家經濟發展之中，增加產業升級換代的難度。雖然市場可以實現資源配置，但是這種資源的重新組合意味著一些產業被淘汰掉，很多人將承擔產業升級的成本。如果不能順勢而為，一旦舊的產業失去了優勢，新產業又沒建立起來，在未完成工業化的形勢下就被逼進入了“去工業化”的尷尬狀態。
沒有產業支撐，一個國家很難獲得可持續發展，國民對福利分配的關注要遠遠高于財富創造，這個國家就難免跌入陷阱，而經濟增長也如逆水行舟，沒有了動力也就自然后退。經濟陷入長期衰退或者踟躕不前的國家比比皆是，很多國家的年輕一代生活水準比父輩低，也成了一種常態。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資本、人力和技術都有了一定的積累，尤其是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勞動力不再與廉價聯系在一起，勞動力價格越來越受到市場供求的影響，即便勞動生產率沒有太大幅度的提高，勞動者的薪酬也會不斷增長。這種工資的增長其實也包含了一種代際財富的轉移。比如說在中國，第一代農民工拿著非常低的薪水，因為他們與企業毫無議價能力，在那個時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非常快的，而現在新一代農民工的工資上漲速度要快得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對上一代農民工的補償。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因為勞動力供給下降，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凸顯出來，當然這并不是說技術在工業化初期不重要，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和模仿成熟工業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到了中等收入階段，自主創新變成重要的議題，因為發達國家不會輕易轉讓先進技術，即便轉讓也要索求高額費用。誰來創新？當然是企業，自主創新與產業升級是硬幣的兩面，因此，需要打破在“趕超”階段形成的路徑依賴，比如出口退稅、關稅保護、財政轉移支付等，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依靠市場的自發秩序迫使產業轉型升級。
產業轉型與升級已經成為各國努力的目標，但是轉到哪兒卻未必形成共識，是發展第三產業，推動金融業的發展，拋棄厚重長大的傳統工業，還是將既有的工業基礎進行信息化改造呢？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產品，工業化的目標其實就是在現有的資源約束條件下讓人們過得更舒適，而工業化所制造的物質世界，依然是人們生活的“環境”。
制造業是經濟繁榮的根基
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說，與制造業繁榮休戚相關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財富，甚至還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每一個期望實現其偉大目標的國家，都應擁有滿足本國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場要素。漢密爾頓的論斷在“后工業”時代依然沒有過時，所謂的“后工業”并不是“去工業”，自從上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提出這一概念后，很多人對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進行比較，至少從經濟上看，兩者的界線并不明晰。追究起來，當下世界依然處于上世紀70年代的技術創造中，比如計算機等。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英美經濟開始走向金融化，到1979年，美國在制造業就業的勞動力達到歷史最高點，此后就不斷減少。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代表了新經濟，而在華爾街撈金成為眾多年輕人最向往的工作。其實一個國家什么產業是“朝陽產業”，看看年輕人的就業取向就大體可以了解。如果年輕人都希望進入政府工作，那意味著政府可能權力比較大，如果年輕人愿意創業，那說明市場環境比較公平。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英美的金融經濟遭受重創，過度的金融創新也是一種腐敗，而德國受到的沖擊則較小，德國人一直執著于制造業的發展。德國、日本都是當今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強國，就人均制造業產值來說，日本和德國位居世界前列，制造業是德國、日本經濟的中流砥柱。國際金融危機也反證了德國的發展模式是比較穩定可行的，同時也框定了金融創新的底線和限度。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振制造業以挽回美國的頹勢，有學者就提出美國的繁榮離不開制造業，制造業不僅是創造國民財富的載體，也是實現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徑，一個過度金融化的經濟體很難實現比較均衡的分配。
當今世界的景觀拜制造業發展所賜，衣食住行已經成為制造業的產物，現在制造業已經全球化。全球制造業中心的轉移都會帶來新一輪的工業化浪潮，在東亞地區，制造業的擴散使這一地區先后進入了工業化國家行列。制造業的發展也大大改變了一個國家的風貌，看看中國30年來的變遷就可以感受到制造業的偉大力量。
當然，制造業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最原初的定義，而涉及到管理、薪酬和會計等各個方面，可以說，制造業構成了一個國家工業體系的核心。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是制造業的發展階段，即便現代電子商務已經大行其道，也不能改變制造業作為物質財富創造者的角色。當然，附加在制造業上的技術和知識不斷增加，制造業也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新的分工體系，制造業的全球體系也成為新的工業化形態，一部蘋果手機要經過全球之旅才能進入消費者的口袋，雖然從中國的組裝基地“出口”到各地，但是價值的分配是全球性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或者制造業的水準也就直觀地體現在各自能從蘋果手機中分配多少利潤。
制造業是創新的載體，是實現創新的動力所在。現代世界經濟的增長動力來自于資本、勞動力還是技術創新？研究經濟增長的學者越來越多的共識是，經濟增長至少一半以上來自技術變革與創新。1929年～1982年的美國經濟增長中，55%源于知識進步，16%來自勞動力的轉移，18%來自規模經濟效應。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大抵如此，當然，技術的變革與創新并不是在實驗室中發生的，毋寧說是在生產過程中。另外，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和知識水平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性因素。一些偉大的企業總是非常注重員工的在職培訓，終身教育的理念其實是實現產業升級換代的重要推動力和基礎。
制造業的發展也創造了一個大眾消費市場，最典型的就是福特制，讓自己的員工都可以買上汽車，從而實現了生產與消費的對接，力圖實現二者的良性循環。制造業的發展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參與到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之中，在日本，還有10%的勞動力集中于汽車制造領域。制造業的發展也與城市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制造業的基礎，城市化要么發展緩慢，要么會出現偽城市化，大量的人口集中于貧民區。對于中等收入國家來說，大量的人口正往中產階級行列邁進，支撐夢想的是豐富的物質財富。可以說，制造業是國家進步的基石。在美國，1美元的制造業銷售額能夠帶動1.4美元其他經濟活動，1美元最終消費品帶來的附加值不到0.6美元。
制造業相對而言更能實現比較公平的分配，對于一個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來說，公平分配就是經濟轉型的動力。公平的分配是開發人力資源的基礎，教育、醫療、養老、培訓等都可以創造人力的紅利。沒有高素質的人力，創新也就無從談起，很難在制造業的全球價值鏈攀升。
中國是全球的制造業大國，就產值來說，2010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但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已經成為經濟增長面臨的重大挑戰，創新驅動戰略、制造業2025戰略都是為中國走向制造業強國開出的藥方。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德國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學習和借鑒的榜樣，而德國也推出了工業4.0的戰略，也就是說，在未來大國經濟競爭中，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制造業都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