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發布報告《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稱：以美國的制造業成本指數為100，2004—2014年中國的制造業成本指數從86.5增至95.6，中國制造業成本高度逼近美國。事實真的如此嗎？中國制造業還有競爭力么？
事實上，上述報告在測算方法和數據選取中存在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該報告基于勞動力成本、電力成本、天然氣成本和其他四個部分來構造成本指數，這里的隱含假設是中美（也包括其他經濟體）制造業的要素使用結構是相同的；其次，該報告以美國為基準，將中國以及其他經濟體制造業成本指數的“其他”均定為79.2，其結果是即使不考慮各國的勞動力成本等因素，則其與美國制造業成本指數的“優勢”也微乎其微。最后，上述報告在計算中國勞動力成本時使用的是長三角的數據，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發達、工資增長最迅速的地區之一，以該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替代整個中國的情形，會忽略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階段、稟賦條件和要素價格落差，進而導致對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及增速的“高估”。如果對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周收入與中國城鎮制造業從業人員年平均收入進行折算，則可以發現：伴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在提高，且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但直至2013年中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仍僅為美國的18.57%。短期中國制造業相對于美國仍有勞動力供給充裕且成本低廉的優勢。
從理論和經驗上看，產業競爭力是不同國家圍繞特定產業在市場反應能力、成本控制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市場開拓能力以及附加值獲取能力等方面的綜合狀態。生產成本是中美制造業競爭力比較的重要內容，但不是全部內容，在各國爭奪重大集群式創新制高點的情形下，生產成本對中美制造業競爭力的影響很可能呈現出下降態勢。基于此，理解中美制造業競爭力就應有超越成本比較的廣闊視野。如前所述，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更多體現在生產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維度，在戶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下，農村勞動力向制造業的流轉仍將持續較長時期。此外，中國不同區域存在著發展階段、稟賦條件和要素相對價格的落差，這為國內發展不同要素密集特征、不同技術知識層次的制造業提供了廣闊空間，東部向制造業高端攀升與中西部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可以并行不悖。從市場角度看，中國國內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增長的經濟總量，為制造業的國內市場拓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政府的產業戰略定位也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中國制造2025》即描述了未來10年中國制造業競爭力提升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與中國相比，美國制造業的優勢集中體現為突出的創新能力、成熟的商業環境及其對全球經濟秩序的話語權。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1.78%變為11.93%，2009年1月至2015年7月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數的比重從9.43%變為8.75%，“制造業回歸”尚未提升制造業對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的貢獻度。然而，美國制造業的“小部門化”卻始終伴隨著其創新能力的提升與增強。2007—2012年美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從2.63%增至2.81%，2009—2014年美國高科技指數（TPI）從67.98攀至83.21，按照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CI），2014—2015年美國的創新能力在15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2位。后危機時期，美國試圖通過實施先進制造伙伴計劃（AMP），集中圍繞三大領域實施國家制造創新網絡等戰略：先進傳感、控制和平臺系統（ASCPM）；可視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制造（VIDM）；先進材料制造（AMM），進而占領全球制造業關鍵領域和核心環節的產業鏈制高點。美國制造業的核心優勢是依托于創新能力而衍生的產業鏈“控制力”，而不是低成本優勢和規模化發展。美國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充分發育的金融體系、相對明晰的產權結構以及在國際經濟政策制定中的獨特地位，也為美國制造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當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以及步入后工業化的轉化期，制造業對于中國實體經濟以及就業創造具有基礎作用，我國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仍極為必要，這些制造業發展將因要素價格變化而在空間布局上主要轉向中西部。基于此，我國應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縮減區域之間的交易成本以加快制造業的空間再配置，同時著力推進戶籍、土地制度的改革進程，促使農村釋放更多勞動力以延續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優勢，這對于中國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形成制造業的國際分工格局相當重要，而“一帶一路”以及內需啟動等戰略實施也會拓展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市場范圍。此外，我國還必須通過深化企業創新體制來加快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并在若干重要領域形成中國制造業的“國際話語權”，這些領域應與美國AMP既有重合也有區別，體現出差別定位、錯位競爭的新型競合關系。現階段我國除依靠國家力量推動若干領域——例如5+2戰略新興產業——的基礎性技術創新之外，還應依靠“互聯網+”和“+互聯網”推動制造業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以此提升制造業的技術含量、生產效率和要素回報率。在中國制造業走向高端化和知識化的進程中，應明確企業是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增強的主要推動者，規避地方政府以“工程師”思維“設計”制造業發展細末，在推進產權制度、金融制度以及政府間財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為各類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提供更有效率、更可持續、更為公平的營商環境，制造業企業擁有更大自主權且政府能夠有效提供公共產品，這必定會為持續提升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提供制度保障。
